江南官方体育app 应用于稻田棉田的高科技：植保无人机打药、灭虫、施肥

　　要实现农田管理的无人化，从技术层面来说，至少需要自动驾驶、大数据、环境感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成熟。

　　无人机在新疆的普及率有多高？根据新疆最大无人机植保业务提供商极飞科技统计，2018年无人机在新疆的作业数量为670万亩，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为3000多万亩。也就是说，每4-5件新疆棉花做的衣服里，就有1件衣服的棉材料是用无人机完成喷洒作业的。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一家无人机企业大疆，早在2016年开始在新疆推广第一代植保无人机MG-1，也是在这一年，嗅到了农业生产服务商机的吴少钦和谢伟从其他行业“转行”，合伙成立了农业服务公司铁漫植保，并成为了大疆无人机在新疆的代理商。

　　在吴少钦看来，受植保无人机吸引而生的铁漫植保，其发展速度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是新疆农业应用植保无人机的缩影。

　　吴少钦介绍，铁漫植保第一年营收只有几十万，但在2017年便实现了盈亏平衡，2018年实现营收2000万，2019年则约为6000万。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各人口大省的采棉工一批又一批赶往新疆采棉的光景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农忙时节被称之为“飞手”的无人机操作者带着各自熟悉的无人机，从全国各地往新疆汇聚。

　　2019年，极飞科技在新疆农村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农业无人机联合喷洒作业——秋收起“翼”活动。

　　据统计，当年8月，有将近3000架极飞植保无人机、1500多名飞手、1000多支飞防队伍陆续从全国各地奔赴新疆，联合新疆本地的1500余架无人机，为棉花喷洒脱叶剂。

　　2013年，国际无人载具系统协会(AVSI)发表的一份报告就认为，精细农业是迄今为止最具潜力的商用无人机市场。到如今，农业已经成为无人机的第二大应用领域，仅次于消费级无人机。

　　而随着无人机保有量的提升，以及作业面积的不断扩增，植保无人机成为越来越多农户手中的“普通农业工具”。

　　成为一名飞手和一家飞防公司的负责人之前，覃禹君是数万城市打工人中的一员，在东莞开了间小工匚21世纪初的20年也是东莞转型加速的20年，小工厂的生意愈发难做，2016年，覃禹君从东莞返回台山老家。

　　故乡的农业生产场景，竟仍然是记忆中的样子：佝偻的腰上是种植者沉重的药箱，人们缓慢的行走在田间，“背着差不多50斤重的喷雾器，人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一天打药10亩20亩，累得半死。”

　　外面世界与农业生活的两重推拉之下，村里的年轻人过早“逃离”家园，将布满蛛网的土地留给父辈。而缺乏安全意识的老人，把手伸到容器中搅拌农药，又或因为吸入过量药剂被送往医院，矜矜业业的却又无能为力的守护几亩土地。

　　而覃禹君看到的，也是中国农业此时面临的整体困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农民工总量从2.4亿增长到2.86亿；当前农村55岁以上农村超龄劳动力的占比已经超过34%——急速变革的中国社会，农业似乎被拖缠在粘稠的胶状物质之中，沉重，迟缓。

　　既然决定回家乡找营生，覃禹君想真正作出一些改变。那么，能否通过机械化改变笨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以前他在东莞和朋友们玩无人机，搞航拍，比飞行技术，但他也知道，无人机可以用在农业上。2016年，覃禹君决定好后，和几个朋友凑齐40万元，购买了4台植保无人机，还配备了运输车辆和备用电池，正式开始在农村从事“飞防服务”。

　　起初他的想法比较简单：有无人机，有农药，有飞手，便能解决当地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喷施的大问题——缺乏人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很快发现第一批购买的机型不太好用。

　　首先，是位置精度远远不够。农药喷施过程中，对于植保无人机精度的要求更高，行动路线和距离一旦出现偏差，农药会在田块上空出现重喷、漏喷，甚至可能冲出田块，对作物甚至人员造成伤害。

　　此外，则是当时植保无人机的操纵难度还比较大。为数众多的无人机生产商，产品之间存在差别，覃禹君早期购入的品牌，需要使用遥控器人工控制飞行路径，这种半自动化的操作模式对于飞手要求很高，远近高低都需用肉眼判断，飞手在田间来回移动以确定位置、线路，作业辛苦却又效率低下。

　　在单部植保无人机最高作业效率已达1800亩/日的当下，或许很难想象当时“飞手一天跑来跑去，十几个小时只能做个（指喷药）200-300亩。”

　　而另一植保无人机飞手兼飞防服务公司负责人高攀龙向南都周刊记者介绍，早期植保无人机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携带农药的数量小，续航时间短，农药飘移等等，都亟需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当然还有更实际的困难：成立公司、购置装备巳经投入了不少成本，但彼时农民对无人机喷药的接受程度低，出于好奇，大家会问：飞机能飞多高？能飞多久？能喷多大面积？喷一次要多少钱？但并不会真正花钱购买这种服务。这使得飞防服务企业的运营压力颇大。

　　极飞科技传播经理徐芋苹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这其实也是农业无人机推广早期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并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各地的飞防服务队伍往往只能通过“免费送服务体验”“先服务有效果再付款”等方式，让农民慢慢接受新技术。

　　当前，植保无人机已在全球发展已有近30年历史，而在国内的研发、应用时间却相对较短。中国农业大学何雄奎教授曾在釆访中介绍，大约是在2003-2005年，国内农业部门和研究机构开始思考“在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何让老百姓背的药箱飞起来”的问题。

　　何雄奎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药械与施药技术研究中心，于2008年正式幵始研制植保无人机。到了2010年，作为研发成果的单旋翼、油动植保无人机成果在全国的农机展上亮相，“被围观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

　　变化发生在2015年。2015年前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资金涌入行业，中国植保无人机市场开始呈现突发之势。也正是这一年，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极飞”）与大疆创新（下称“大疆”）两家企业幵始发力农业无人机当年4月，先是极飞发布了第一款植保无人机P20；11月，大疆发布了首款农业植保机MG-1——它们也在日后成为这一领域的两家最头部企业。

　　5年时间，大疆陆续推出了MG-1P.T20.T16、T30、T10、精灵4多光谱版等系列机型，极飞贝Q推出P20、P30、PIO、XP、P40、P80和V40等系列机型。

　　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力农用无人机的研发与推广，最终带来了产品性能、性价比的快速提升，设备销量增速更快。

　　大疆公关樊文泽向南都周刊记者介绍，农业无人机这几年出现了四次突破式创新，分别是：全自动化作业；针对特殊地形，特殊作物的作业模式；雷达与自动绕障；变量喷洒与播撒。

　　2020年7月27日，黑龙江佳木斯。在农垦红卫农场有限公司智慧农业示范区，东北农业大学的老师们正在调试高光谱无人机。

　　雷达与自动绕障非常重要。大疆农业的工程师李兴龙解释，从雷达系统的发展来看，趋势是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少，但功能上却是越来越多。“比如说，之前可能只是定高，但现在又能避障又能定高，然后再到避障的方向不断的拓展，到现在的360度。”

　　定高，是指无人机在飞行时必须实时检测自身飞行高度，知道自己的三维坐标，并反馈给地面设备，这对无人机的安全和作业的准确性都十分重要。避障，顾名思义，就是避开障碍物。植保无人机一般在农作物的1-2米上空喷洒，不会自动避障的话，就很容易撞到树。优化这两个问题，成为无人机技术迭代的关注点之一。

　　此外还有载重和续航的问题。李兴龙介绍，农业无人机载重从10公斤到现在的30公斤，其实是一个缓慢叠加的过程，一点点迭代是更安全的选择。从喷药到施肥，也是根据用户的新需求不断调整。而续航是一个能源技术问题，李兴龙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降低用户成本,延迟电池寿命和提升充电速度。

　　已有不少分析指出，2015年推出的植保无人机产品与目前市场上最新的产品已经产生了几代代差。而以现在的眼光看2012-2014年的产品，就像看“试验品”一般。

　　而有趣的是，如此“飞速”的产品的迭代和更新，很多是基于对使用者反馈的及时回应。就像是乒乓球场上的高手过招，在“提出要求”和“回应要求”的推拉之下，某种意义上，庞大的无人机服务队和农民本身，已成为无人机技术发展过程中真正的“产品经理”塑造了中国农业无人机过去五年的快速发展路径。

　　现如今，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是：对于为农户提供飞防服务的企业而言，植保作业的单价正持续下降。在江门台山，2016年植保无人机的服务价格还是15元/亩，而到了现在，大部分已下降至10元/亩甚至8元/亩的水平。

　　而大疆发布的《2020年度植保无人机行业发展报告发布》显示，以全国作业量最大的黑龙江东部地区为。